• 七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主义

    七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主义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七位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主义
             【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》,李欧梵著,王宏志等译,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

        李欧梵在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》中,通过对从林纾、苏曼殊到郭沫若、萧军等七位现代作家心路历程的细致观测,认定五四时期精神风暴的中心,其实更接近于西方浪漫主义的传统:“两者都表现出对古典传统的秩序、理智、图式化仪式化和生活结构化的反对,两者都开创了对真诚、自发性、热情、想象以及释放个人精力(总而言之,以主观人类的情感和精力为首要)的新强调。”

    现代个人在清末民初的崛起:从林纾到苏曼殊

        那么,浪漫主义到底给“五四”带来了什么?是创造了共产主义者颂词中的那场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”,还是导致了备受民族主义者谴责的一次“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”,或是孕育了自由主义者赞美的“文艺复兴”和“启蒙运动”?这一切解释或许皆有道理,但从根源上看,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的历史舞台上聚光灯追逐的对象,与现代个人在清末民初的崛起密不可分。

        在传统中国,自我的价值虽然是自足的,却不是自明的,需要放置在“家-国-天下”的伦理脉络中才能得到确证。然而,自明清之际起,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所产生的重视自我、解放自我的思想诉求,进入晚清之后进一步高涨。与此同时,随着19、20世纪之交传统社会的衰落,读书人的成长伴随着普世王权的倾覆。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社会制度转型的漩涡之中——不明朗的人生前途代替了传统社会明确的生活前景。对自我的发现,成为知识分子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第一步。

        此时此刻,作为“最后的儒学者”和“第一个西化者”,林纾在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将林纾视为五四“浪漫一代”的先驱者,或许会令人感到格格不入。因为他曾经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,并且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展开激烈争论,还借助小说来影射和讽刺五四的“新青年”们。然而,林纾的精神履历表明,他重视孝道、热爱家庭,有着感情丰富的个性和悲剧的人生。他对于“情”的重视,使得他确信,“情”并不需要被重重礼教所约束。相反,“情”本身就是道德。这一浪漫主义的特质,当林纾沉醉于西方小说的世界之后,被大大强化了。随着阅读与翻译,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、狄更斯的小说以及哈葛德的传奇,逐渐在他的心中营造出一个感情、道德与英雄主义的三维世界。作为儒家传统最忠实的深沉依恋者,林纾同时又扮演着浪漫主义思想最初接纳者的角色。

        在一个儒家思想的感召力日渐削弱的时代里,虽然他的所作所为,不过是试图“在旧有的儒家传统下带出这些新的讯息,希望能将新的血液逐渐输入日趋腐朽的传统学说的躯壳之内”,但耐人寻味之处在于,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,往往就在这些貌似坚不可摧的人和事上打开缺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李欧梵称林纾超过了文学史层面上“单纯的象征意义”,留下了“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遗产”,并非虚誉。

        林纾的努力直接启发了他的后辈之一——苏曼殊。苏曼殊个人的传奇经历,显然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性,况且他也并非从儒家的传统视角来处理情感的问题,而是更多地运用了道教与佛教的思想资源——“自然”与“风流”。虽然胡适在写给钱玄同的书信中,尖锐地批评苏曼殊的小说是“胡说八道”,而且充满了“兽性的肉欲”,不过,苏曼殊还是通过其创造风格与技巧,将个人的情感推到极致。当他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情感个性与生活方式的时候,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借此来挑战和摧毁既定的社会习俗。1918年,苏曼殊在“五四运动”的前一年去世,无数的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来到西湖边他的墓前凭吊,少女们将他的照片挂在蚊帐上,苏曼殊的表妹甚至因此自杀。

    浪漫主义的忧郁与活力:郁达夫与徐志摩

        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具有独立人格与意志自主性的现代个人,与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的个性主义的关联,变得更加水乳交融了。根据以赛亚·伯林的分析,浪漫主义在近代欧洲的思想脉络中,发源于意大利、法国,成熟于德国。这一传统与人们熟知的启蒙运动,既相互疏离又彼此交织:一方面,启蒙运动源自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信念,即普遍理性、秩序和公正的原则,而通常与浪漫主义关联的理念是“独特性、深刻的情感反思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”。简洁地说,与理性主义相反,浪漫主义主张的是“不屈的意志”的观念,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“价值的知识”,而是“价值的创造”。因此,浪漫主义者追求的是“有朝气而热情的生活”。另一方面,在东西方的现代历史进程中,两者又常常彼此合流,浪漫主义传统对于意志自主的强调、对于个人价值的张扬,反过来也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。受“西潮”的冲击,在五四时期,欧洲的浪漫主义与强调个人意志自主的阳明心学彼此会通,为近代中国的世俗转型与超越价值的突破,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。

        因此,在郁达夫眼里,他的前辈苏曼殊的“浪漫气质”和“行动风度”,远比创作的诗歌、小说、绘画都要好,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。而郁达夫把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的“自传”,将描写自我的冲动,当成自己创作的原动力,则是对从林纾、苏曼殊那里肇始的浪漫主义传统的薪火传承。不过,郁达夫的浪漫并非简单的等同于“诗酒风流”。按照李欧梵的考证,受到父亲去世的影响,郁达夫痛苦地认为自己给家族带来了“诅咒”,也产生了屠格涅夫式的“多余人”的身份认同。其实,郁达夫的生活弥漫着忧郁而颓废的气息,但基于对内心苦闷的纾解,他需要和他在作品中建立起的自我对话。在一些研究者看来,郁达夫笔下那些对于性事的自咎,与当时国家和种族饱受屈辱有关。这实在过于夸大其词了,不过,“忧郁症”确实是从《沉沦》到《银灰色的死》中所有浪漫主角的共性。终其一生,郁达夫在描写“内在的”自我的时候,也在故事里结合了一个外在的“自我”——一个由欧内斯特·道森和旧式才子黄仲则结合而成的幻象。

        如果说,浪漫主义在郁达夫这里呈现出的是少年维特式的忧郁,那么在郁达夫的终生密友徐志摩那里,则表现为约翰·克里斯朵夫式的活力——这正是李欧梵笔下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两个不同侧面。胡适将徐志摩的人生观归纳为一种“单纯的信仰”,那就是“爱、美与自由”。因此,与林纾、苏曼殊包括郁达夫那种抗拒中庸之道的“悲剧英雄”形象不同,徐志摩扮演的是肩负使命、积极挑战的骑士角色,他手中的剑是生命与爱的动力。那个时候,徐志摩倾慕的对象之一是法国的卢梭,而自我解放和自我觉醒的观念,成为卢梭思想中最能吸引他的部分。随着徐志摩意识到个性与能力的意义,逐渐扬弃了年轻时代服务国家的理想,代之以个人主义。他说:“从《忏悔录》到法国革命,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,从浪漫运动到尼采(与道施滔奄夫斯基——按即陀思妥耶夫斯基),从尼采到哈代——在这170年间完美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,脱离了理性的挟制,火焰式的迸窜着,在这光焰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。”

    个人情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:郭沫若

        对于深受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五四“浪漫一代”来说,他们心目中的“自我”,并非苏格兰启蒙传统所产生的、基于个人权利的“原子式”个人,而是需要一己“小我”通过“大我”的实现,进而确证自身价值的“自我”。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的“人生归宿”:“内图个性发展,外图贡献于群。”虽然“浪漫一代”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“冲决网罗”,具备了现代自我的精神力量和独立价值,但是,“小我”仍然需要在对“大我”的追求与实践中才能证明其价值与意义——“大我”的扩展空间越大,“自我”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越大。正如以赛亚·伯林所说,浪漫主义的个性传统就体现在忠实于人类的内在精神——“主宰着人类一切想象并推动人们一直向前的内在精神,而忠诚于它,全身心地浸入其中,本是真实、纯正、深刻、虔诚的人类生活的要义所在”。

        徐志摩笔下“迸窜的火焰”,终于激射出了“运动和主义”。在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的1924年,郭沫若回到了日本。他的包里只带了三本书:《歌德全集》、屠格涅夫的《处女地》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。就在大多数作家向“左”转之前,郭沫若已经率先宣布自己完全皈依于马克思主义。这一转变背后的真实意图虽然尚有争议,但至少说明,20世纪20年代中期,当民族救亡的声部在五四的旋律中渐渐加强,浪漫主义的风向也必然发生某种偏转——要么如鲁迅那样作“绝望的抗战”,要么就必须服从于其余更为强大的观念。早年的郭沫若,既有郁达夫一样的多愁善感,又如同徐志摩那样满怀对英雄崇拜。就像自己笔下吞掉宇宙的那只“天狗”,郭沫若坚信“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,自我也是神的表现。我即是神,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”,冲动和狂热成为他作品的主色调。然而,“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,失掉了个性的时代,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,主张自由,未免出于僭妄。”郭沫若说,只有通过乌托邦来“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”。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,个人的意志自由与情感满足,必须整合或是自觉纳入一个更强大的内在精神之中。郭沫若的这一转变,揭示了浪漫主义的中国传人们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:当个人情感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,作家们将何去何从,他们的命运又该如何裁决呢?

    尾声与开端:从蒋光慈到萧军

        《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》中所描写的蒋光慈与萧军的复杂经历,既是五四浪漫主义的尾声,也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命运的开端。李欧梵将前者命名为“浪漫的左倾”,将后者命名为“爱国的左倾”。蒋光慈在“浪漫”的本意上理解诗人和革命者,而且无可救药地认为浪漫构成了革命的动力和文学的创意。他的书桌上曾经摆放过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照片,蒋光慈称他们为“中国的列宁和托洛茨基”。在他的想象中,革命是“最伟大的罗曼谛克”,然而,当他投入其中,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全部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,本质上是个浪漫诗人,而组织上却要他去扣动扳机。蒋光慈的早逝,令他不至于像萧军那样,在未来从延安到北京的岁月里经历更多的时代沧桑。当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倡导作家们为党的事业,而不是为个人的孤芳自赏来写作,也就意味蕴含着私人情感、隐秘欲望和英雄崇拜的“小我”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,需要被“大我”所超越。

    浪漫主义不能疏离启蒙理性

        浪漫主义的火山在五四时期曾经无数次地喷发出个性与激情,然而它的辉煌转瞬即逝。无疑,20世纪上半叶政治环境的急剧转变,阻隔了它的持续爆发。李欧梵的著作从文学史的角度,为这一转折提供令人感慨万千的个案展示。另一方面,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,浪漫主义曲折的五四之旅,又暗藏其内在的发展逻辑。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,既挑战了传统秩序,同时又疏离了启蒙理性——前者体现了它个性与活力,而后者则暴露出其诉诸情感与意志的浅薄。确实,缺少了浪漫主义的启蒙理性平庸而无趣,无法想象,只有陈独秀、胡适和李大钊,没有郁达夫、徐志摩和郭沫若的五四会是一副什么样子。但也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,失去启蒙理性作为内在规约的浪漫主义,同样显得盲目而脆弱,不是走向价值虚无主义,就是屈从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。60年前,当激动不已的胡风写下“时间开始了”的浪漫诗句之时,一出更加庞大的革命浪漫主义曲目在他身后上演。

        在五四过去将近百年后的今天,重温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致中国同仁》的书信或许并非多余的事:“一方面是忍耐,热烈,恒久,勇毅地趋向光明的人们,——一切光明:学问,美,人类底爱,公共的进化。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:黑暗,愚蒙,懒惰,迷信和野蛮。我是顺附第一派的。无论他们在甚么地方,都是我的朋友,同盟,弟兄。我的家乡是自由的人类。伟大的民族就是他的部属。众人的宝库乃是‘太阳之神’。”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原载: 《 中华读书报 》( 2013年02月27日 10 版)作者 段炼】

    时间:2013-03-19  热度:407℃  分类:读书心得  标签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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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刘春文

      学习了,好资料。谢了!范老师。